周思明:对文学批评的反思
2018-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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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学批评的众声喧哗中,出现了一对彼此矛盾、相生相克的声音:人们把文学出现乱象归咎于批评的不尽责,把文学批评搞成了文学表扬;但如果有批评者下定决心去搞不讲情面的真正的批评,马上便有作家、媒体人按捺不住跳将出来,将一盆盆冷水甚至脏水泼向批评者,并扣以“酷评”、“棍子”、“帽子”之类的罪名,搞得批评家们左右为难!

批评的尴尬与迷茫突出地表现在,现在的文坛庶几陷入一个共同的误区,人们总觉得作家无罪,是为人类文明做贡献的;而批评家则是带着原罪,应该受罚的,什么依附于作家的寄生者、附庸者啦等等,批评家就像鲁迅笔下的赵庄人看阿Q,横竖不顺眼,觉得他不配姓赵,应该逐出文坛另谋生路。其实如果介入文学江湖,只要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很容易发现,不乏很差的作家、不学无术的写作者混迹其中,透过紊乱无序的文学市场和一些欺世盗名的乱象背后,人们不难发现,和那些被痛批的批评家们相比,他们似乎更该挨批。

实话实说,批评本身的问题确实很多,也很严重。我们的批评家们似乎都学乖了,在各种规格的文学作品研讨会上,评论者几乎都心照不宣甘之如饴地充当“好好先生”,大家只栽花不种刺,他们的潜意识其实很明确,就是觉得得罪人的事情最好不做,免得惹上一身骚,受到当事人的怨恨不说,还可能失去许多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利益。这就形成文学圈的一个怪现状——人人嫉恶如仇,但都按兵不动。在汗牛充栋的文学批评文章中,我们少能见到科学公正、充满辩证法精神的文论出现,大多呈现二元对立思维特征,要么捧上天,要么贬入地,这已成为“中国式批评”的标签。其实批评是多元的,不管您是属于哪一元,都应履行鲁迅先生的明示,努力做到“坏处说坏、好处说好”;像别林斯基、博马舍所说,实施捍卫真理的批评,实践内心自由的批评。这里,言者立其诚乃是根本和关键。

当下批评的尴尬与迷茫,还表现在几乎人人都对批评不满。评论家雷达近些年对当下中国文学批评这种尴尬、无奈、软弱、被动状态,提出了严肃批评。的确,我们每天都会看到新的作品大量涌现,批评家们在各种媒体发表不同的声音,不少博士硕士也在大学研究评判着当代作家作品。文学批评不仅繁荣,简直过剩,但从思想深度、精神资源、理论概括力、创新意识、审美判断力等等而言,充满主体精神、个性风采、有影响力的评论寥寥无几;被动的,人云亦云的,甚至克隆式的东西却时有出现。世纪之交以来,文学批评在价值观方面出现了“整体性的叛变”,这种叛变的重要表征,就是媚俗、媚钱、媚官、媚权。文学批评影响力的丧失,批评的自由精神的丧失,以及批评方式的呆板,使得貌似繁荣的文学批评更像是一场场文学表扬的狂欢,最终导致批评失去了鲜活、锐利、深刻。这与作家们对文学批评“陈词滥调、雷语连篇、矫饰浮夸、玄虚空洞、隔靴搔痒、艰深晦涩、不痛不痒”之类的评价基本一致。

在我们这个表面上看来价值多元实则混乱的时代,文学批评的价值坚守实际上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启蒙的意义。中国优秀的学者需要挺身而出,去勇敢地做这样的事情,需要到大众当中去,用自己的理论,用独立的见解,去引领读者大众,使他们形成有价值的审美观。在当代欧美,一些作家就公开说,希望评论家不留情面地批评他们,甚至否定他们,这样才显得公正,也有利于他们创作的进步,这样做并不妨碍他们的写作。

俄罗斯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应该成为中国所有批评家学习的榜样。别林斯基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和态度是,在他的心目中,没有哪位作家是不可以批评的,也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够讨论的,无论其社会地位有多高,也无论其享有怎样的文学威望。他批评欧仁•苏“声名远扬”的《巴黎的秘密》是“最可怜最平庸的作品”;他毫不客气地否定杰尔查文的全部文学成就:“杰尔查文的全部作品基本上都是一些仅仅在细节部分镶嵌着珍贵发亮宝石的不成样子的粗笨玩意儿。”他批评以“俄国的伏尔泰自居”的苏玛罗科夫:“他的全部艺术活动,不过是可怜亦复可笑的装腔作势而已。……然而,这个可怜的劣等文士却坐享了怎样的盛名啊!”他批评卡拉姆辛,认为其作品的缺点“在于他那常常是幼稚的、至少是永远没有丈夫气概的对事物和事件的看法;雄辩家的夸夸其谈”;他批评玛尔林斯基“才能非常片面,他的作品没有任何深度,任何哲学,任何戏剧性;结果,小说中所有一切的主人公们都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差别仅仅在姓名而已;他在每一部作品里都重复着自己”。

但现在中国文坛,多数批评家和文学评论写作者还远不能做到如此,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批评环境和评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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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的尴尬与迷茫还表现在,当下中国文坛,批评家与作家数量严重失调,现有的且有限的批评家队伍,不仅要孤军奋战,而且要以少对多,终年疲于应对。批评家奇缺,急需培养更多后来者。文学批评是一个很复杂的工作,现在很多高校都建有人文学院或中文系,但是它们最多培养研究者,研究者往往关注的是学问、传统经典,是静态的研究;文学批评则不同,要关注当下最新的变化,是动态的文化活动。从文学批评的代际结构看,与80后、90后作家的风云际会相比,80后、90后批评家比例太少。一方面,是全国高校的文学硕士和博士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却是优秀的文学评论如凤毛麟角。

评论家白烨感叹,“现在的批评家,也就三四代,但是创作者,却有六代。”批评的尴尬与迷茫正在于此,以萎缩的群体面对日渐壮大的文坛,以滞后的观念面对变化的文学,代际少,人数少,和创作严重地不对应。如今,各级各地作协虽然有针对文学批评的培训班,这样的培训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显然远远不够。多元时代,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多专业才能当批评者,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文学批评家,但至少有一个可以让批评家表达的机制。尽管批评的环境令人失望,但只有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文学批评的领域,我们的文学批评才能有希望和未来。文学批评绝非少数批评家的事情,它也是整个社会的事情,和每个普通读者有关。因为它所针对的,不仅仅是个体的作品,而是寻找作品背后的价值观。

批评与创作,不仅是规模上的不对应,还有观念上的不对应,传统时代成长起来的批评家们,批评的方式也依旧赓续着传统的老套形式,开研讨会,写文章,但面对如今的网络作品,移动互联网传播,这样的方式就显得特别的尴尬,在新兴的媒体上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在面对年轻人的作品时,往往会显得捉襟见肘,比如网络文学、类型文学、青春文学等,我们很难看出它的好来,但它却在年轻人中间影响极大,传播很广”。现在很多网络文学改编成影视作品,这些作品在文字状态时,文学批评就缺席,改编之后依旧缺席。形势所迫,十分需要新世纪成长起来的文学批评家来做。但是很显然,新的文学批评家群落并没有出现。

批评的尴尬与迷茫,不仅仅是文化语境、劳动收入、忙碌状态、与创作力量不对应等的问题,更严重的是批评家没有平台。有知名学者指出,“其实全世界也少有专业的评论家,多是业余的,问题在于,评论家需要一个平台,比如《纽约时报》的书评,可以用数十年打造一个专业的、有权威性的批评平台,甚至批评家的意见会直接影响一本书的销量,但我们没有给批评家发挥的平台,不知道是没有人有耐心做,还是没有战略的眼光”。《纽约时报》一篇书评可以决定一本书的销量,我们当下有那么多走红的批评家,但文学评论为何没有起码的社会信誉?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肖鹰抛出的这个问题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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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重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很有必要。但要有效重建,不仅对当下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状况要有所把握,更要对文学批评的批评环境、批评制度、批评伦理、批评主体和批评方式等等这些“总体性”因素,进行具体深入的检讨与整饬。

批评家作为文学创作的评判者,要替读者负责,要秉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坏处说坏,好处说好”,这才是真正的良性互动。针对当前文坛,有学者提出三个有趣比喻,“一种互动是‘狗性互动’,喧嚣如狗吠一般;一种是‘狼性互动’,互相撕咬;还有一种是‘猫性互动’,互相抚摸。作家和批评家之间不应该是‘狗性互动’,也不该是‘狼性互动’或‘猫性互动’。良性互动应是良心互动,这个‘良心’是对读者的良心、对作家的良心,也是对批评家自己事业的良心。”而批评家肖鹰总结评论界欠缺“良心”乃有四种怪状:一是造谣诽谤;二是无耻吹捧;三是欺行霸市,“我的作品你不能谈,我捧的角儿你不能踩”;四是党同伐异,现时很多作家作品需要通过作品研讨会来提升和 “洗礼”——无论吹捧或打击,以组织研讨会形式呈现的团伙式批评,都跌破了批评底线。批评家郜元宝教授说,团伙式批评还有一种形式——一位导师带着几个学生形成的团伙,“这种情况更可怕,但的的确确在高校中存在”。

事实上,当前文学批评的尴尬与迷茫,很大程度上与批评的环境有关,甚至“环境是批评的首要问题”已经成为许多评论家的共识。文学批评实际上是整个社会文化批评的一个分支和一个方面,批评环境问题看似属于外围因素,但它对批评能否健康正常开展都有着直接的关系和影响,这个问题一直未引起人们足够的认知和重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实践的历史与现实证明,只有营造出一个健康良性的的批评环境,才能抵达真正辨析问题、找到前进方向的理想境界。

二十世纪90年代尤其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的存在状态与发展趋势一直为人们所关注。评论家雷达把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一分为三:专业批评、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而南京大学丁帆教授则用两分法将批评划分为“印象派”和“学院派”两大阵营。也许还有其它的划分思路。但不管作怎样的分类,在当下中国的批评格局中,“学院派”或“学院批评”都是其中最有发声分贝、表现最为突出的生力军,也无论是在从业人员还是在学术影响力上,都应该是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力量,但矫揉造作的学院批评让广大读者乃至评论界厌倦。此外,文学批评的批评伦理问题也非常突出。所谓的批评伦理,实际上就是作为批评主体的批评家与作为批评对象的文艺作品和文学艺术家间的伦理关系,还包括批评家和有关媒体(批评刊物、大众媒体)、批评家和批评制度、批评家和批评家间的复杂关系,在更加通常和狭义的层面上,主要就是指批评家与批评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文学本身”是文学批评最应关切与致力的方面,以“文学本身”作为价值标准的批评伦理,方为批评家应当始终秉持的从业理想与纯粹的批评伦理。文学批评的价值标准,也应该由此产生和建构起来。

价值立场的退却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核心病症与问题要害。因此,许多学者都认为,文学批评的价值标准问题必须加以重申和强调,人性的、美学的和历史的价值标准,应该为我们的批评实践所坚持,所坚守。这种标准,其实就源自人类恒定的价值标准,坚持和坚守之,既是批评家所应有的基本素质,也是评价文学批评好坏的根本尺度,而有些批评家不阅读作品就发表评论,就更不足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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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批评要摆脱尴尬、走出迷茫,就要做好批评本身。简单说,就是要把文学批评文章写好。不发空论,不立虚言,体现出求真、向善、臻美的初心夙愿,彰显批评家的个性与风骨。首先,要有厚重的学理色彩。这不仅表现在论说的逻辑性、专业性上,还表现为注重自我反思。对作家作品的分析需作持平之论,既不捧杀,也不棒杀,发出理性之声。胡乱吹捧的结果是使真正应该被肯定的也没有得到肯定。批评的写作要带有情感。要传承鲁迅、茅盾、李健吾等人开创的文学理论批评传统。按照别林斯基的观点,批评的情感投入,也是重要的和必要的。因为,文学批评与科学研究并非同一件事。如果说现实生活是作家创作的素材来源,那么文学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现象则是批评家写作的素材来源,评论家通过批评艺术地表达批评家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思考。文学评论还要带着“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这是批评家进入批评现场的牢靠抓手和有效路径。文学批评要达致如上效果,须具备四个意识:一是主体意识,即文学批评集成要素及范式建构要服从主体论述问题的需要;二是跨界意识,包括开放批评的思想学术空间和批评范式建构的思维跨界;三是方法意识,即善于围绕文学创作、文学现象、文学思潮各种问题,借助各种方法的奥援;四是超验意识,即通过审思文艺创作的各种问题,提出批评者的价值观念,以预测和把控文学创作的未来。

从根子上看,建构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用句已不时髦的口号表达,可算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百年工程。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学批评一直受到西方话语的强大影响,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方法与批评观念如诺曼底登陆,对古老东方中国文化发起一场大规模攻势,只是这场“霸王行动”(Operation Overlord),是在我们自愿“拿来”的背景下展开的。但迄今为止,“登陆”未见成功,“抢滩”留下残局,“用西方人思维剪裁中国人审美”带来的后果,每个人都看得清楚。大规模的西方文学理论概念轰炸,不能说没有影响我们的文学批评,甚至可谓深刻。但毋庸置疑的是,如此飓风般的登陆中国造成的影响,是消化不良,是生吞活剥。中国批评界对于西方文学理论的接受和应用,看似广泛而深入,实际在文学诸多领域都显得生硬牵强,带有明显削足适履、“强制阐释”倾向。如此说来,我们的文学批评,有必要重构自身本土化理论体系,当然可以继续吸收和借鉴西方文论体系的精华,但要从古今中外的文本中生发出自我的理论来,穿越批评理论体系建设的艰难与复杂之雾霾,持之以恒地努力,使我们的文学批评尽快摆脱尴尬、走出迷茫。

(《文学自由谈》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