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华:概念与技术
2018-05-31

仲弓到季氏家中为宰,向孔子问计。孔子说,你分管的部门要各司其职,有事先问他们,即“先有司”。如果他们发生小的过错,要懂得赦免,无需追责,即“赦小过”,然后挑选并任用能干的人,即“举贤才”。这三个办法,听起来有点像废话,尤其是最后一个,不举贤才,难道要去用“庸才”不成?因此仲弓追问了一句:“如何分辨贤才而举之呢?”答曰,你只需举荐自己知道的就行了。你不知道的,别人也会举荐的。“人其舍诸?”难道别人会舍他不举吗?

绕来绕去,还是举贤才。后世科举考试时,但凡提及国策,“举贤才”一直是标准答案之一。但贤才的标准是什么?身高、体重、学历、文采、出身?每个人阅历不同,见识各异,对贤才的理解也会产生差别。最后难免还是要回归到亲疏远近。谁跟自己走得近,用起来顺手,谁就是贤才。

以孔子为代表的若干先哲,只讲概念,停留在形而上的哲学层面;不讲技术,具体怎样操作,我不管,你看着办。一个典型案例是,樊迟向孔子询问种庄稼和种蔬菜之事,孔子生气地说,我不如老农和菜农,别问我。

这样的回答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人各有长,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但对技术层面的选择性忽略,对东方文化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概念只讲大前提,大方向。有了大方向,其他的都可迎刃而解。从哲学上讲,这是对的。但在实际操作中,任何一点技术性的偏差,都有可能改变方向。整个人类社会从没在既定的航道上行走,而是在偶然中颠簸,不知下一秒会漂向何方。就像“举贤才”,所有贤才都不是机器制造出来,各有各的偶然,他们在具体操作中指出的方向自然也千差万别。

但讲概念有一个好处:一时半会儿看不出结果。即使有结果,也很难判断出来;而讲技术就不行了,立竿见影,有效无效很快见分晓。所以,还是讲大道理更稳妥些。


(《文学自由谈》2018年第2期)